由家族史所见之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以厦门白氏家族的发展为例

摘　要：白氏约于１９世纪初自安溪移民厦门，历经曲折，在厦门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白氏家族进入厦门以来，历经几代发展仍未发展成较多人口的大家族。尽管如此，经过辛勤耕耘，历经女性持家、海外经商、信仰变更及回乡守业等历程，白氏的发展仍可视为近代社会转型期当地移民小家庭融入厦门地方社会，并进行海外拓展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厦门白氏；女性；经商；信仰
作者简介：余丰（１９７２—），女，厦门大学２００２级博士研究生。

    闽南很早就有外来移民并向外移民，厦门可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地。早在唐代就有不少移民迁至厦门，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华侨是元末同安明盛乡安仁里新安村的邱毛德。１明清时代，移民流动更甚，厦门白氏可谓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迁移性家族。白氏家族在元末居于同安，其中一支明代迁居安溪，又一支于清末移居厦门，其后历经五代人辛勤耕耘，在厦门及海外开创出一片天地。白氏家族也成为闽南移民融入厦门地方社会并进行海外拓展的一个缩影，这在明清时代的厦门是具有代表性的。本文拟从白氏入手，通过追溯其家族史来探究近现代厦门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状况。
一、白氏渊源
据《白氏尚贤堂家谱》２记载，白氏入闽始祖为白兴，逸宇（应顺公）为其第三子。至于白氏始自何枝，与大部分闽南家谱相似，白氏家族也有迁自河南固始一说，不过因前代大谱未载，对此未加肯定。故该谱记录多着重入厦以后之事。
白氏入闽初居同安，“同安之从顺里三都二图，土名小窑头，有白氏旧第在真武宫之侧，至今遗址尚在。”谱载逸宇生于元朝顺帝至正甲辰年（１３６４），卒于明朝宣宗宣德戊申年（１４２８），可见白氏元末居同安，后在明代有以逸宇为首的一支至安溪开基。与逸宇公同代者，共三男，长为应苟，“绍父业，怀土而居，苗裔盛流”。次为应和，“于永乐戊戍科登进士第，任广州琼州府安定县知县，既而旅寓京畿”。三即应顺公，字世厚，号逸宇，为银同洪武丙子科开科举人，“于永乐二十二年甲辰（１４２４）筚路蓝缕，挈二子以赴清溪，卜地依仁里之福海后林，披荆棘而居，辟草箂而田，建置基业，……”由此逸宇开宗安溪，被永祀为厦门白氏鼻祖。其“入安溪时年三十九岁”，生二子，“首长生，号温泉；次长逊，号华泉，从游清溪，居福海后林。”后“华泉迁居于南安二十八都黄岑，而温泉公终不欲远离梓里而弃父母坟茔也，乃徙宅于华封之上而居之。”因“前有汤池，不火而热，人咸浴之”，故长生以温泉为号。
白氏三世及其后繁衍情况如下，温泉公以下“幸生五子，……则曰月溪、柳溪、碧溪、雪溪、少溪也。”由此，白氏家中人丁有所加增。
白氏发展至十五世，有了一决定性迁移。其十五世祖天旺公，为朱氏第三子。生于嘉庆十年丙寅，卒于同治六年丁卯（１８０５－１８６７），“葬在厦门风动花园，内附祖妣朱氏右侧。”从葬地来看，当时白氏已迁居厦门多年。其移厦原因在于“在乡被强房欺侮，放弃田园，随母朱氏移厦，遂以裁缝兼售衣服为业。”根据天旺公之生卒日，加之十四世祖妣朱氏亦葬在同一地点，距嘉祥修谱已有９７年，由此可知白氏移居厦门在修谱一世纪前是可信的。若以朱氏为移厦一世祖，则天旺为移厦二世祖。
谱中又言天旺公娶曾氏，其讳发娘谥添恭，生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卒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１８１７－１８４７），“葬在厦门外清保小石泉山麓。因光明公渡台湾经营，归而寻之，沧海桑田，更认不出，殊为憾事也。”十六世光明，号烛明，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卒于光绪十一年乙酉（１８３６－１８８５），为天旺公之单传。“金地在厦门外清小石泉，……”谱载光明承父业，“有远志，早岁渡台湾经营茶业，稍有积蓄归厦经营谷类土产为业。”可见，白氏第十六世光明于嘉道年间就已在台湾经商，后又回厦门继续经营。
至十七世祖，“讳知德，号圻廷，为光明公之子”，亦单传。“生于清同治三年甲子，卒于光绪十九年癸已（１８６４－１８９３），葬在厦门潘宅乡，……娶李氏讳珠凤，号如意，谥慈俭。南安莲河郭任乡李千公长女也。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１８６１），卒于民国四年乙卯。”至十八世祖“讳贵琳，字嘉祥，号锡璜”，知德公之长子，即修谱的嘉祥本人，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１８８７），娶张氏，“讳昭治，号晓理，厦门曾厝埯张宽裕公之长女也。生于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已丑，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戍。”除张氏外，嘉祥另娶有庶妣周氏及陈氏，并收养有一女豆蒲，即长女碧华。此后，白氏人丁有所加增。
纵观白氏的发展，自迁厦以来，形成了如下特点：
二、家族特征
１．重商传统
以编撰家谱的白贵琳（字嘉祥）为例，其“少孤，露而能继书香，于事业亦有所发展，且执闽南商界学界之牛耳，于海外多所建树，创开后辈货殖之基。……计自其高祖妣迁厦以来，所积之德为四世。计时则为一百零年。”
白氏虽然自其十六世祖光明公起就已渡台湾经营茶业，但真正达到家中的小康殷实程度，还得从嘉祥算起。自嘉祥海外经商以来，家业渐渐发达。白氏前几代均无纳妾的记载，但自嘉祥起，除正妻张氏昭治外，还先后纳有周笑及陈素梅为妾。这也足见当时白氏家业日丰的景况。嘉祥晚年回厦，在安度之余编修家谱，同时也教育后辈经商，“幸长男昭生善能承志，妙年出洋，在菲（律宾）即有所建树。次男昭仁半商半读，皆能不越规矩。”而长子白昭生还娶了鼓浪屿岩仔脚的菲律宾侨商陈文良的四女儿为妻。
从厦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清末至民国时白氏海外经商的发展，依托的正是清末以来厦门地区对东南亚贸易的大背景。据统计，自厦门开埠至１９４９年的百余年中，经厦门出境的移民累计约３６０余万人，入境回国约１１０余万人，除少数死于途中的，留居国外的约为１５０万人。大部分侨民将其在侨居地辛勤积聚的钱财寄回国内。而这些钱财大部分由厦门中转，促进了以侨汇为支柱的厦门金融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至１９４９年，厦门吸纳的侨汇总数约为５．８亿美元。３辛亥革命以后，厦门的对外贸易仍保持良好势头。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四年（１９１５－１９３５），厦门进出口贸易均处于入超状态，每年入超数在２９１６２千元至６７２５７千元间不等。４对于入超，只有通过大量的侨汇来加以解决。据统计，厦门每年由海外寄回的款额少则两三千万，多则六七千万。５正是由于这些侨汇的支撑，才弥补了入超的不平衡，促进并繁荣了侨乡厦门的发展。自民国１８年至２０年（１９２９－１９３１）间，厦门人口加增，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达到空前兴盛。据雷麦（Ｃ．Ｆ．Ｒｅｍｅｒ）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厦门乡村的调查，在约１００户的一村中，除两户外均有家人侨居菲律宾。村中学校校董半数以上是菲侨，学校基金均由菲寄来。由此，雷麦断定厦门整个城市的经济命脉完全寄托于侨汇之上。６白氏在台湾及菲律宾的经商，也正是闽南商人海外经商洪流中的一粟。可见基督教信仰自１８４０年传入厦门以来，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的影响已是非常深厚。
同时，白氏信仰的发展变化，是与事易时移同步的。是否嘉祥早年所受的同文书院及铁路学堂教育，以后历经公职、经营书社以及海外经商，加之亲人变故、青年会的感召等经历，一步步将其导入基督的信仰以至最后将其写入家谱？白氏在此虽未详言，但仍可看出些端倪。不过，白氏信仰之重点在于新约，并未提旧约。因此，其信仰转变过程中仍有不少待考之处。
４．重视教育
嘉祥认为“小学教育为国民教育之基本”，故父母“切须注重儿孙小学教育，采择学校，约束简朴，粗食布衣，勤苦历励。切不可滥与滥用。”此外，还详细规定家中子弟“七岁至十岁早间六时背念早书或练写，晚间七时至九时温习课本；十岁以上早间四时或五时须使背念早书或练写，晚间七时至九时温习课本。”如此，“则教育基本奠定于盘石之上，然后进入较高教育，就易领悟也。”
对于教育，嘉祥认为“在于培育儿童体格之健康，陶冶其良好之品性，……启发科学思想，养成忠、孝、仁、恕、信、义、诚、毅之美德。”不难看出，嘉祥还是以传统儒家的忠孝仁义为本，由此出发去培养后代。他认为如儿孙聪明可造就，则父母无论任何困难，须设法使其达至高深教育；如果父母没有尽力造就良好读书环境，则不可取。一方面，他强调父母督责的重要性，认为“过于姑息不免容纵太甚，反使为子者放荡不羁”；另一方面，也认为“过于苛求不免督责太甚，反使为人子者恐惧不前”，因而强调父严母慈，合乎中庸之道。典型的例子如白氏十七世妣李珠凤丧夫之后，以十指之所得，供一家之衣食。夜则课儿至更阑方就寝。嘉祥九岁之除夕受母亲教诲后越发努力，后“年十四岁即命入同文书院。二十岁学业略成，即为娶室。后与弟弟“同入上海商办铁路学堂工程科。女花篮入女校。孤儿孤女书香有继，又皆妣之功也”。
就厦门的新式教育而言，自１８４２年以来基督教教牧人员就在当地建立了不少新式学校，涵盖了从幼儿园至大学的教育，其中就包括如毓德女子小学及中学，怀仁女中，怀德幼师，田尾妇女福音学院等女校。由于基督教进入厦门带来的教会学校新式教育７，造就了一批中国近现代进程中的精英，如林语堂、林巧稚、马约翰等人。白氏自嘉起深受其影响，对其子弟教育大有影响。如其子十九世昭生“年方十六，即听其任学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嗣因九一八变起，（妣）始佯言得疾，召昭生返。越年，昭生又得转学香港拔萃高中第五级”。
至于嘉祥的亲家陈文良，同为在菲侨商，二人“交莫逆”，其女“娉婷，素娴礼教，曾受高中教育。”两家联姻，不仅经济地位相当，且子女均受过新式教育，这也是联姻的原因之一。白氏族谱虽未言明其媳妇陈掌珠的就读学校，但相信也是当时厦门社会开化风气及其父海外经商的经济条件所造就的。
三、结论
从１９世纪初至２０世纪，正是厦门整个城市由古及今，由传统走向现代发展的关键时期。白氏移居厦门之初，正是受到清朝限制，厦门对台对渡优势减弱之时；而后，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清朝禁止内地茶叶从厦门出口。即便在这种对外及对台贸易式微的情况下，白氏仍努力经营，至台经商。厦门开埠后，白氏更逐步向更远的菲律宾发展。时值厦门进行城市规划、实行各项公共事业建设之时。至民国初年，其子已在菲律宾继承经商事业，厦门的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嘉祥晚年归向了基督信仰，叶落归根，回厦之时已是经济繁荣的２０世纪的３０年代。
白氏家族的发展经历，可以说也是明末清初闽南家族由传统家庭向近现代家庭过渡的一个案例。白氏经商传统从１９世纪初的兴起发展到１９世纪末的海外拓展和２０世纪的承继；其家中数代女性均能独当一面，在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族信仰由初期的佛教／民间信仰改信耶稣基督而又儒耶并重；由十八世起就重视后代教育，对子女严加督责；从十九世纪初至台湾经商，以后又拓展至菲律宾，这一切都显示了厦门新兴家族的发展趋势。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厦门地区，孕育着诸多一如白氏这样的家族，我们可以在林语堂、周之德、周寿卿兄弟等家族中看到类似的家族整体性信仰、行业等转变的过程。
我们看到，在世纪之初政权交替、国家政体大幅转型之时，厦门港口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传播更新、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家族都如白氏一般参与了整个社会的进程，见证了整个厦门的发展。从迁移路线上看，他们从内地迁移而来，其中有些许反复，但总的趋势是由内地逐渐转向了沿海，更向海外发展；从生计上而言，他们从传统的耕读生活转向了商业贸易，尤其偏重海外贸易；从教育方面，其主要家庭成员在近代以后大都接受了新式学校教育；从精神领域看，近代以来，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及社会开化风气的影响，一些人甚至还转变了信仰，但在基本层面仍秉承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可以说，他们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不仅有着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习俗的承继，也顺应时代需要从故土走向异乡，由耕读转向经济，由内陆转向海洋。
就这一意义上说，白氏一门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明清以来，闽南社会的家族由传统形态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这在当地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史上是具有典型意义的。